上海交大发布“中国两岸四地大学排名” 教育部门应远离大学排名 给予恰当的纠正和引导

上海交大发布2013年“中国两岸四地大学排名”

　　10月24日，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今发布了2013年“中国两岸四地大学排名”，排名结果显示：清华大学(北京)连续三年位列第一，台湾大学和清华大学(新竹)分别排在第二名和第三名。这是自2011年两岸四地大学排名问世以来第三次发布。

　　香港大学取代去年的香港科技大学位列第四名，北京大学排在第五，比去年进步了两名，排在第六到十名的分别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交通大学(新竹)、浙江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陆地区、台湾和香港的高水平大学呈现出齐头并进、各具特色的发展局面。澳门特别行政区排名最高的是澳门大学，排在第62名。2013年两岸四地排名百强大学的地区分布为：大陆地区64所，台湾27所，香港7所，澳门2所。

　　大陆和台湾的大学研究生教育发展迅速，在“研究生比例”、“博士学位授予”指标上表现突出，8所研究生比例超过50%的高校中大陆有6所，台湾有2所，5所每年授予博士学位在1000个以上的高校全部是大陆高校。香港和澳门的高校吸引了包括大陆和台湾学生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排名中“留学生比例”最高的9所大学全部是港澳大学，其中6所大学的留学生比例超过20%。相比香港和台湾的大学，大陆高校欠缺有影响力的国际学术大师，“高被引科学家”数最多的10所大学中港台地区的有9所。“博士学位教师比例”是反映大学师资队伍整体质量的重要指标，该指标的前9名均为台湾高校，且比例均在90%以上，其他参加排名的港台大学的博士学位教师比例也大多在80%以上，大陆地区只有北京师范大学一所学校的博士学位教师比例超过80%。

　　在科学研究方面，大陆高校整体实力雄厚，而港台高校师均表现更好。从“顶尖论文”总数来看，前三名分别是清华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和香港大学，前十名中大陆大学有8所。但是，师均“顶尖论文”最多的前三所大学分别是香港大学、阳明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前十名中大陆高校只有4所。年度发表“国际论文”最多的是大陆的北京大学，前十名中大陆高校有8所。但是师均发表“国际论文”的前十名大学中，大陆高校只有1所，其它9所全部是港台高校。从“科研经费”总量来看，清华大学(北京)以38亿人民币的数额领先于其他高校，前十名中大陆高校共8所。师均“科研经费”最高的是香港大学，前十名中大陆高校共有4所。

　　“办学经费”总量前十名中大陆地区的大学有6所，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办学经费达79亿人民币，排在第一。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总办学经费已经超过去年排名第二的香港大学，占据第二至四名的位置，“办学经费”总量前十名中大陆高校有6所。从生均“办学经费”来看，香港高校仍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有7所进入前十名，但相比去年大多数香港高校的生均“办学经费”都有一定程度的缩减。

　　记者周凯

教育部门应远离大学排名 给予恰当的纠正和引导

　　近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简称教育部学位中心)在其网站上公布了它对全国高校2007年~2009年度的学科评估结果，以排名和分数的形式体现，洋洋大观，一目了然。有评论赞誉它是“悄然”登场，“不带任何商业色彩，没有近几年风起云涌的各色民间排行榜惯用的炒作和渲染”。
　　商业色彩在这里似乎成了贬义词，其实不然，比如媒体借给大学排名之际吸引一点非高校类的广告，或者借此推销推广自己，都属正常表现。但商业行为的生命力无法靠谎言、劣质和不当交易来长久维持，它必须建立在公信力的基础之上，一旦失去这一立身之本，商业色彩与其载体也就离被抛弃的末日不远了。

　　商业色彩，甚至于商业化操作，其实并不可怕。但有一种东西却比它厉害多了，它不需炒作和渲染，也能迅即传播开来并使得相关者无法漠视其存在；它即使失去公信力，也能左右大量资源，继续它的负面影响力，这就是“行政化”。和商业化相比，它更值得人们警惕和担忧。所以，我反对大学排名“官方化”、“行政化”。

　　成立于2003年7月2日的教育部学位中心，是“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所以在旁人看来，该机构的所作所为无一不会染上浓厚的官方色彩。也正是这层色彩，使得它能够拥有其他社会组织无可比拟的“资源优势”与号召力。

　　此次，教育部学位中心对除军事学门类外的全部81个一级学科进行整体水平评估，不是采取强制性的手段，而特意强调“单位自愿申请参加”，从表面上看来是在有意淡化其官方色彩，从评估的结果来看，参加者众，拒评者少。这种影响力究竟是来源于该组织的权威性、公信力还是因为其耀眼的官方背景？明眼人一看便知。目前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评奖活动，即使由独立的社会组织发起，大都也要拉上政府部门的“儿子”、“孙子”，或者宣称能邀请某些政府官员颁奖，以撑门面，看重的正是行政对于资源的吸附力。

　　我不赞成由具有教育部背景的机构对大学进行各类排名，主要原因在于，这类排名违背了一个重要原则，即开展排名的机构与参与者不得具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教育部作为大学的管理者，手中握有大量资源以制约和调配高校的行为，此次排名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会强化这一特点？

　　旨在规范大学排名机构行为的“柏林原则”认为，排名可以提供一种市场观点，以作为政府、认证机构以及评价机构有关评估工作的补充。显然，它并不认为，排名可以带着官方色彩的身份出现。

　　有人认为，这份由“官方”低调推出的大学排行榜，“无疑更具权威性，对报考的考生来说，也更有参考价值”。确实，此次排名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比如它注重分类评估，采取与国际上主流的教育排名评估指标体系接轨的指标体系，还首次较大规模地聘请百所重点高中校长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学科主任等参与评价。

　　但是，任何一项抱有美好愿景的设计在操作过程中都有脱轨的风险，如果把“官方”简单地等同于“权威”，是过于草率的想法。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由独立于政府和大学之外的第三方机构对大学进行排名，是一种可取的方式。发布大学排名在国际上才兴起20多年，还远未成熟，目前较有影响的排名大都出自媒体，包括《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英国的《泰晤士报》、德国的《明镜》周刊、加拿大的《麦克林》杂志和日本的《钻石周刊》等。

　　大学排名是一项对专业化、科学化要求甚高，也相当复杂的工作，再公正的排名都避免不了争议和责难。由具有这种资质和公信力的中介组织对大学进行评估，既可向教育部门提供可资参考的市场观点，又能避免政府权威受到质疑和伤害，是两全其美的选择。

　　目前在中国市场上出现的一些大学排名，因种种问题尚无法确立其公信力的形象，教育部门要做的，不是取而代之，而应该给予恰当的纠正、引导和鼓励，将其部分职能和优势转嫁到中立的组织上来，以帮助培育其健康生长的土壤。